当地时间9月5日清晨，一场政治风暴在伦敦的心脏地带酝酿金策略，并在午后时分席卷了整个唐宁街。
上午8时39分，英国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大臣安格拉·雷纳致首相基尔·斯塔默的辞职信。在信中，这位以作风泼辣、言辞犀利著称的工党二号人物，为自己在购买英国南部霍夫镇上的一处海滨公寓时未能支付足额印花税而“承担全部责任”，并引咎辞职。几分钟后，唐宁街10号发布了首相斯塔默的手写回信。在信中，他“怀着真正的悲伤”接受了这位“值得信赖的同事和真正的朋友”的辞呈。
这是一场持续数周、由媒体深度挖掘并由政治对手不断施压的税务丑闻的高潮。仅仅14个月前，在大选中取得大胜的工党，承诺在保守党带来的多年混乱与丑闻后，为一个疲惫的国家“恢复正直、能力与高标准”。如今，雷纳的丑闻就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斯塔默政府赖以立足的基石之上。
当天下午，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一场全面且仓促的内阁改组。斯塔默将原定于深秋的重大人事调整紧急提前，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一次内阁“大换血”。外相大卫·拉米火线接任副首相兼任司法大臣，内政大臣伊薇特·库珀转任外相，司法大臣莎巴娜·马哈茂德则接下内政大臣一职。只有此前已经深陷困境、位置岌岌可危的财相瑞秋·里夫斯得以留任。
不过，本次如同“华容道”游戏一样的内阁改组，与其说是斯塔默的果断领导力展示，不如说是一次绝望的危机管控。斯塔默试图用一场“重置”的政治大戏，来冲淡副首相黯然下台所带来的混乱。
9月2日，英国副首相安格拉·雷纳抵达伦敦唐宁街，准备参加内阁会议。图/视觉中国
印花税迷局
这场危机的根源，要从两处相隔数百英里的房产说起。一处是雷纳在曼彻斯特郊区阿什顿的家庭住宅。这里既是她的选区所在地，也是她十多年来的家。这栋房子经过改造，以适应她因早产和医疗事故而落下终身残障的儿子查理的特殊需求。另一处，则是2025年5月她以80万英镑购入的一套三室公寓，位于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霍夫。正是这第二处房产的交易，为雷纳埋下了政治生涯中最危险的一颗地雷。
雷纳的问题出在购入第二套房缴纳的印花税上。根据英国法律金策略，购买第二套或更多的住宅时，需要支付比购买唯一住宅高得多的印花税。在雷纳的案例中，如果霍夫的公寓被认定为她的第二套房产，她需要缴纳的印花税约为7万英镑；但如果它被认定为她的主要且唯一住宅，税款则仅为3万英镑。
但雷纳如何能声称这套海滨公寓是她的唯一住宅？这就要追溯到她复杂的家庭安排。2023年，雷纳与前夫正式离婚。为了确保她的孩子们，尤其是她残障的儿子能继续生活在熟悉且经过改造的环境中，他们达成了一种“筑巢式”的安排：孩子们留在阿什顿的家中，父母则轮流搬进去照顾他们。
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2025年1月。雷纳将自己在这栋家庭住宅中仅剩的25％的产权，出售给了一个为她儿子设立的“法院指令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早在2020年就已成立，资金来源于她儿子因出生和护理问题获得的赔偿金。在这次出售之后，雷纳在法律意义上不再直接拥有阿什顿房产的任何产权。雷纳和她的法律顾问当时认为，在今年5月份购买霍夫的海滨公寓时，雷纳可以合法地将新房申报为自己的唯一住宅。
然而，英国的税法远比雷纳所理解的更复杂。法律中有一个关键的“推定条款”规定，即使父母在法律上不再拥有房产，但如果该房产由一个信托基金持有，且受益人是其未成年子女，那么对于印花税认定而言，父母仍可能被“推定”为该房产的拥有者。这正是雷纳掉入的法律陷阱。
这场丑闻最初由英国右翼大报《每日电讯报》在今年8月揭开。报道最初的目的仅是聚焦于雷纳通过将她在曼彻斯特的房子申报为主要住所，而节省了其在伦敦副首相官邸每年约2000英镑（约合人民币1.93万元）的市政税。但很快，更大的“瓜”被挖出，雷纳在购买霍夫公寓时支付的印花税，与她对曼彻斯特住宅作为其主要居所的声明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和保守党、改革党等政治对手的猛烈攻击，雷纳的处境迅速恶化。8月底，她聘请了一位御用大律师重新审查税务状况，初步法律意见显示她之前的理解可能有误。当时，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还以一项保护雷纳家庭隐私的法院禁制令为由，为雷纳的沉默进行辩护。然而，当这项禁制令在9月2日被解除后，雷纳压力陡增。9月3日一早，在收到最终的法律意见后，雷纳别无选择，只得承认自己确实少付了4万英镑印花税，并将此事主动提交给首相的独立道德顾问进行调查。
雷纳的辩护策略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她反复强调的“复杂的家庭安排”，包括离婚和照顾残障儿子的需要。独立道德顾问劳里·马格努斯爵士在后来的报告中也承认，政治家在保护家庭隐私方面面临着“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并相信雷纳的行为也是出于为孩子最大利益着想的动机。然而，正是这种个人叙事的复杂性，反过来构成了她政治失误的核心。作为高官，个人情况越复杂，就越需要寻求最专业的建议来确保万无一失，而雷纳的房产交易律师事务所在风波后迅速与她划清界限，称他们从未提供过专业的税务建议，并暗示自己成了雷纳的“替罪羊”。因此，那个本应博取同情的复杂家庭故事，最终却变成了她未能履行高级别公职人员应有审慎义务的铁证。
9月初，雷纳在英格兰霍夫所购公寓的外墙被人涂上“逃税者”等字样，后由工作人员清除掉。
“技术犯规”金策略
客观上，对于英国有产阶级来说，通过法律、税务专业人士构建一系列复杂的财务安排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既是人之常情也是普遍操作。但对于一位内阁大臣尤其是一位副首相而言，“避税”就触犯了英国政治中一条至关重要的规则：大臣守则。
大臣守则并非一部法律文件，而是一套行为准则，规定了大臣们应有的行为标准。其核心是“首要责任”，不仅要求大臣们遵守法律，也要恪守“公共生活七项原则”（又称“诺兰原则”），包括诚实、正直、负责等。守则明确指出，大臣们被期望“在言行上都维持最高标准”。
9月5日，马格努斯爵士提交了他的调查报告。报告措辞进行了微妙平衡，最终却还是宣判了雷纳政治生涯的“死刑”。马格努斯承认雷纳“行为正直，对公共服务做出了专注和模范的承诺”，但报告的关键在于，雷纳在收到其房产律师的建议时，“没有注意到其中包含的警告”，即该建议“不构成专业税务建议，并建议寻求专家意见”。因此，马格努斯爵士“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雷纳未能达到大臣守则所要求的“最高标准的正当行为”。
雷纳的违规，让斯塔默直接面对决定其政府信誉的时刻。和他的保守党前任们——贵族出身的卡梅伦、放荡不羁的约翰逊、豪门赘婿的苏纳克都不同，斯塔默的政治形象建立在他作为皇家检控署前检察长的背景之上。他力图建立一个讲规则、重程序、与鲍里斯·约翰逊执政时期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个人形象。而他带领工党赢得大选的核心承诺，就是“清理政治”，恢复英国政坛的道德标准。
尽管斯塔默在丑闻发酵初期曾公开表示“为与她并肩而坐感到自豪”，但在独立顾问的报告白纸黑字地确认雷纳违规之后，他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如果他选择包庇副手，那么他自己以及整个工党政府都将被“虚伪”的指控所淹没。反对党和媒体早已准备好了雷纳过去攻击保守党“他们自己一套规则，其他人另一套规则”的言论集锦。为了保住政府最核心的“廉洁”招牌，斯塔默必须做出牺牲。雷纳的辞职，成了一场痛苦但必要的“政治清创手术”，旨在切除已经感染的组织，以防止整个机体坏死。
这场风波对雷纳个人打造的政治形象同样构成了毁灭性打击。一个16岁辍学、陪酒、怀孕生子的“问题少女”，通过工会奋斗成为英国政坛的二号人物，雷纳的故事本身就是工党价值观的生动体现。“红发副首相”泼辣、接地气的风格，让她成为保守党精英们的“天敌”，但也深受北方“红墙”选区工人阶级选民的喜爱。然而，这场税务丑闻，让她被对手轻易地描绘成一个口是心非、追逐个人财富的政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雷纳兼任住房大臣，却因房产税问题倒台，就此被贴上难以撕下的“伪善”标签。
最终，这场由一次“技术犯规”引发的危机，成为“斯塔默主义”经受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斯塔默用行动证明，为了维护其政府的整体廉洁形象，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党内最受欢迎、最具权势的盟友之一。
“后雷纳时代”
雷纳事件虽告一段落，但它揭开的却是斯塔默政府早已存在的深层危机。当前，英国政坛正被三大难题所困扰，这既是政府的“内忧”，也是其面临的“外患”根源。
首先是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面对的严峻经济考验。斯塔默政府继承了一份极其糟糕的经济遗产：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已将2025年的GDP增长预测从2.0％腰斩至仅1.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异常顽固，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增长率回升至3.8％，几乎是英格兰银行2％目标的两倍。
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早已岌岌可危，公共部门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96.1％，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导致政府每年需支付超过1110亿英镑的巨额利息。如果央行放缓降息，利息迟早会拖垮英国政府财政。里夫斯几乎已没有任何财政空间来兑现改善公共服务的承诺，被困在一个两难的政治绝境中：要么增税，这必将激怒选民；要么削减公共开支，这违背工党的核心理念。
正是在这种经济困顿和民众普遍失望的背景下，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进入9月，多项民调显示，改革党以超过30％的支持率，历史性地同时超越了工党和保守党。法拉奇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主流政治的厌倦，将非法移民乘坐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问题作为主要攻击点，指责工党政府软弱无能。而雷纳的税务丑闻，则为他提供了完美的弹药，让他可以给整个政治精英阶层都打上“腐败、自私、虚伪”的标签。
改革党的步步紧逼，迫使斯塔默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仓促进行的内阁改组中，巴基斯坦裔女性莎巴娜·马哈茂德被任命为新的内政大臣，其首要任务便是要遏制住海峡偷渡潮，以应对来自改革党的政治压力。马哈茂德上任后，预计将推行一系列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加快庇护申请处理速度，并寻找军事基地等替代场所来安置寻求庇护者，以尽快结束备受争议的“酒店安置”模式。然而，这种政策上的右转也充满风险，很可能疏远工党内部的城市自由派支持者，将他们推向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怀抱。
在这种背景下，斯塔默政府正陷入一场多重夹击的困境。疲软的经济限制了其施政能力，而由此产生的民怨，正被改革党等民粹主义势力引导至移民等社会议题上。如何稳住阵脚，将是对这届政府执政智慧的极限考验。
再回到唐宁街刚刚经历的混乱“黑色星期五”，雷纳的税务丑闻并非一次孤立的个人失误，更像是催化剂，引爆了斯塔默政府早已存在的、深埋于地下的多重危机。这场风波无情地撕碎了工党政府关于“廉洁”和“高标准”的核心叙事，使其陷入了一场自己造成的信任危机。
斯塔默通过一场闪电式的内阁改组，试图重新夺回主动权，将危机转化为“重置”的契机。凭借去年大选获得的稳定议会多数，工党执政地位在未来至少3年多的时间里仍难以撼动，但斯塔默的首相地位绝非高枕无忧。根据工党党章，雷纳的辞职将触发副党魁的竞选，届时工党内部各派别势必将为了这个位置展开新一轮明争暗斗。这场由4万英镑印花税引发的政治地震，究竟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短暂风波，还是推倒斯塔默政府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未来几个月，这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和他的“变革”团队将面临严酷考验。
（作者系政治评论人金策略，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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